为配合法律规定的实施，刑诉法又规定了“值班律师”和“法律帮助”制度，即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在人民法院、看守所等场所派驻值班律师，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，法律援助机构没有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的，由值班律师为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提供法律咨询、程序选择建议、申请变更强制措施、对案件处理提出意见等法律帮助。

应该说，此次刑诉法的修改对于及时惩治犯罪、强化人权保障、推动繁简分流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，但笔者在办理案件中却发现该制度的实施存在流于形式的现象，从而导致律师提供法律帮助出现无所适从的问题。

前阵子，笔者收到一起检察机关指定法律帮助的案件，案情如下：

嫌疑人黑先生系居住在北京远郊的农民，其邻居黄先生在自家承包地周边种植了一些林木，经多年生长成材的树木遮挡了地内种植的庄稼，为此，黄先生向所在乡镇报送了砍伐申请，又找到收购木材的白先生帮其砍伐树木，白先生遂又找到黑先生邀其一起砍伐。

树木被砍伐40余棵，当地林业公安部门获悉此事后，将黄先生、白先生传讯，并对二人以滥伐林木罪进行立案侦查。黑先生知道黄先生等人被传讯后，主动到林业公安部门投案说明情况，公安机关对黄先生等三人采取了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。

案件侦查终结后，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，检察机关决定对黑先生提供法律帮助，并建议适用“认罪认罚”、“速裁程序”，量刑建议为有期徒刑3-6个月。

笔者接受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以法律帮助的形式介入案件，通过询问嫌疑人并查阅全案卷宗，笔者认为嫌疑人黑先生犯罪情节轻微，拟建议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。

理由有四：

一、涉嫌滥伐林木的数量刚刚达到犯罪追究标准，犯罪情节轻微；

二、嫌疑人在案件中起次要辅助作用，系从犯；

三、嫌疑人黑先生系主动投案，具有自首情节；

四、嫌疑人系初犯，犯罪的主观恶性小，其子下年拟报名参军，如被刑事处罚，影响政审等。

检察机关收到笔者的律师意见后，不同意笔者提出的建议，并称如果笔者坚持不起诉的建议，检察机关不再适用“认罪认罚”、“速裁程序”。

笔者与嫌疑人沟通后，嫌疑人也希望笔者配合检察机关办案，无奈笔者将不起诉的意见改成了从轻处罚的意见。

通过上述案件的办理，笔者发现律师承办法律帮助案件，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，律师仅仅变成了嫌疑人签署“认罪认罚”具结书的见证人，不能在此基础上提出任何对嫌疑人不起诉或免予刑事处罚的建议。

因为，如律师提出上述建议，就势必和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产生冲突，而律师参与刑事案件的权利不是基于嫌疑人的直接委托，而是基于法律帮助制度由法律援助机构指定，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信任，当事人也不愿律师一意孤行为其辩护而承担风险。

《人民法治网》曾刊载了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名誉院长、博士生导师樊崇义教授的一篇文章，题目是《认罪认罚从宽与无罪辩护》，文章指出：认罪认罚从宽的案件，律师的辩护，一定要依据证明标准进行辩护。无论是事实、证据的辩护，还是量刑辩护，律师作无罪辩护的空间还是相当大的。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名为认罪认罚，实为并非出自本意的情形，时有发生。

例如，替人受过、威胁认罪、许诺认罪、受骗认罪，甚至个别缺乏法律知识的人，根本无罪，属于误抓进了看守所，他也认罪了，问他为什么认罪，他说：“进来了就是有罪”“认罪了才能放出来”等等。

刑事案件复杂多变，刑辩律师必须缜密辩护，遇到这些情形，当然都要作无罪辩护。关于“自愿性”的审查和判断，必须坚持三项标准，一是明知性，二是事实、证据基础性，三是自愿性。从这三个方面权衡，达不到这三项标准，同样可以作无罪辩护。

所以，笔者认为，检察机关、人民法院对于适用认罪认罚的刑事案件，不能认为被告人认罪了，律师再作无罪辩护或免予处罚是相互矛盾的，进而一概否认律师作无罪辩护、免予刑事处罚辩护的意见。
刑事辩护律师辩护工作所遵循的规则，就是依法精准地作好无罪或罪轻辩护，才能最大化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才能避免使“认罪认罚”制度流于形式。

否则，不允许律师精准辩护的话，检察机关、人民法院完全可以按照量刑建议支持公诉并作出裁判即可，完全没有必要规定由律师提供所谓的“法律帮助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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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董世昌律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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