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4 年家庭破碎换 5 年刑！人贩子判决引质疑：轻了吗？-群益观察 -北京群益律师事务所

当犯罪行为造成的社会危害与家庭痛苦并无本质差别时，仅因 “是否牟利” 的主观目的差异，就导致量刑从五年以下到死刑的天壤之别，这样的规定是否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？一起看看今天的案例。

今日案例

备受社会关注的孙卓、符建涛被拐骗案，被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以拐骗儿童罪判处吴飞龙有期徒刑5年，以包庇罪判处吴兆光有期徒刑2年。同时判令吴飞龙分别赔偿两个被害人家庭损失42万元。

对于这一判决结果，孙卓的父亲孙海洋和符建涛的母亲彭女士均表示有很大的异议。“偷走两个孩子14年，只判5年”，这样的结果，对于关注此案件的公众而言，多少也有些疑惑，觉得判决量刑过轻。

那么，本案中法院对“偷走两个孩子14年，只判5年”的人贩子是判轻了吗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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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中，被害人没有上诉权，即便对一审法院判决不服，也只能向检察院申请抗诉。至于是否抗诉，决定权在检察院。

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，检察院抗诉的前提，是“第一审的判决、裁定确有错误”，其中包括事实不清、罪名错误、量刑畸轻畸重等。在本案中，比如：检察院以拐卖儿童罪起诉被告人，而法院以拐骗儿童罪定罪；或者检察院量刑建议较重，而法院判决轻缓，检察院抗诉的可能性就比较大。

检察院起诉吴飞龙的罪名是拐骗儿童罪，对其量刑建议是5年有期徒刑，这也是拐骗儿童罪的法定最高刑期。也就是说，一审法院对于检察院指控罪名和量刑建议“照单全收”，检察院似乎没有抗诉的理由。即便检察院抗诉，被害人和公众希望加重被告人刑罚的愿望也难以实现。

本案中，公安机关未能经过侦查取得被告人吴飞龙拐卖的事实及证据，因此，检察院只能以拐骗儿童罪提起公诉，法院对其定罪，被害人和公众对此感觉不公，这是证据的无奈，除非后续取得拐卖的证据。

对于检察院来说，即便在10日抗诉期内取得被告人吴飞龙拐卖的证据，也不宜因此抗诉，在二审程序中变更指控罪名。因为这样做，一旦被告人被定拐卖儿童罪，就相当于“一审终审”，被告人便失去了上诉的权利。正确做法是等到判决生效后，通过审判监督程序纠正错误判决。

本案之所以引起公众质疑，症结在于不同罪名在法定刑上的差别：拐骗儿童罪，最高判5年，而拐卖儿童罪，最少判5年，最高可判处死刑。“拐卖”和“拐骗”的区别在于行为人的犯罪目的不同。构成拐骗儿童罪，没有特殊目的要求，实践中多是为了收养或役使；而拐卖儿童罪，则是出于贩卖牟利的目的。考虑到行为人的主观动机、犯罪手段、犯罪目的、社会危害性等方面的区别，对两罪在量刑上做区分是必要的，但就导致骨肉分离、给被害人和被害人家属带来极大精神痛苦的犯罪后果，两种犯罪并无不同。因此，对拐骗犯罪行为过于轻缓的刑罚无法起到震慑的作用。

因此，在今后的司法中，为避免“偷走两个孩子14年只判5年”类似情况，立法机关不妨就本案中暴露出的问题和公众的疑虑，予以重视和考虑，提高拐骗儿童罪的法定刑期。